姜子牙72岁遇周文王?别让《史记》等书给骗了,那时他才三十出头

原标题:姜子牙72岁遇周文王?别让《史记》等书给骗了,那时他才三十出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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姜子牙七十二岁遇周文王的说法,主要来源于《荀子•君道》和《韩诗外传四》的记载。

《荀子•君道》中是这样写的:“夫文王非无贵戚也,非无子弟也……倜然乃举太公,州人而用之,……行年七十有二……”

《韩诗外传四》则这样写:“太公七十二而用之者,文王。”

另外,《说苑.尊贤篇》虽然不说姜子牙七十二岁遇文王,但说:“太公七十而相周,九十而封齐。”

司马迁拿不准是七十二岁还是七十岁,在写《史记•齐太公世家》时,就笼统地写:“吕尚盖尝穷困,年老矣,以鱼钓奸周西伯。”

不管怎么样,姜太公七十二岁时垂钓渭水磻溪、被文王所遇的故事已经深植民间。

但是,大凡先秦典籍中所提到的名人岁数,很多是靠不住的。

比如《史记•齐太公世家》中又载:“盖太公之卒百年有余,子丁公吕伋立。”

按照其字面意思,就是说姜太公死后过了一百多年,他的儿子丁伋即位为齐公。

我的天,姜太公死了一百多年他的儿子才即位,这个儿子是从哪里来的?他当时得有多少岁了?

又比如《礼记•文王世子》中记:“文王九十七而终,武王九十三而终。”

这明显是不可能的。

原因很简单,《大戴礼》中明确记载“文王十五而生武王”,即周文王在十五岁时就生下了次子周武王。生育武王的女人,按照《管蔡世家》里面的记载,就是文王的正妃太姒。但《管蔡世家》又交待得很清楚,太姒一共给文王生了十个儿子,长子伯邑考,次子武王……第九子康叔封,最十子厓季载。但是,文王死后十一年,武王克殷平天下,大封功臣昆弟,他的两个弟弟康叔封和厓季载竟然因为年幼没有得到封国。太姒大约在文王十三岁时就替文王生下了长子伯邑考,她的年龄只会比文王大而不会小。那么,她生育康叔封和厓季载时,岂不是已经在九十岁以上了?这根本不符合生理科学。所以,周文王死年,决不是九十七岁。

《大雅•大明》篇中又说“文王初载,天作之合”,即周文王在继位之初就与太姒结婚了,将之与《尚书•无逸》所记文王“享国五十年”结合起来看,文王死年大概是六十三岁。

同样道理,《史记》载:“周王崩,成王少,周公乃摄行政当国。”即武王死后,成王因为年幼,周公不得不亲践天子之位,摄政治理天下。

这也说明武王死年不可能是九十三岁。

说过了文王、武王的年寿不可靠,再说回姜子牙。

姜子牙出生之年不载于任何史料,但《竹书纪年》明确记载了他的卒年:“周康王钊六年,齐太公卒。”

另外,上博简《举治王天下》里又说文王与姜子牙相遇于文王七年。

那么,从姜子牙遇文王之年算起,到周康王六年,这段时间是可以大致算得出来的。

我们来看:

1、《尚书•无逸》记文王“享国五十年”;

2、《尚书• 泰誓上》载:“惟十有三年春,大会于孟津。”即文王死后十三年,武王克殷;

3、《管子•小问》载:“武王伐殷,七年而崩。”《礼记•文王世子》也载“武王七年而崩。”即武王克殷后居天子位为七年;

4、西汉人刘歆的《世经》认为成王在位三十七年(含周公“摄政”的七年);

那么,姜子牙在得周文王知遇后,经过了辅佐文王的四十三年、武王伐商的十三年、武王克殷后在位的七年、成王在位的三十七年、再加上康王六年,共一百零七年时间。

显而易见,如果姜子牙是在七十二岁遇上周文王,即,72 107=179,即姜子牙享年一百七十九岁,根本不科学啊!

问题出在哪儿呢?

最大的可能,就是姜子牙初遇文王不是七十二岁,而是三十岁上下。

只有这样,才会有继续讨论下去的可能。

为什么不把姜子牙初遇文王时的岁数定位在比三十岁更小的十几岁、二十岁呢?

上博简九《举治王天下•古公见太公望》里面有记载:“古公见大公望于吕遂。”另外还记载有古公告诫文王的话:“子访之上(尚)父举词”、“得上父,载我天下;子失上父,遂(坠)我周室。”

即周文王的爷爷古公亶父曾经拜访过姜子牙,并且叮嘱文王一定要想办法得到姜子牙,说什么你得到了他,就得到了天下,丢失了他,就等于丢失周王室。

假定古公亶父是在他辞世的那一年拜访姜子牙的。古公亶父死后,他的儿子季历继位。过了三四年,季历被商王文丁杀害。文王继位后七年寻访到姜子牙。这期间大概就过了十年。

那么,古公亶父拜访姜子牙时,姜子牙大概二十岁出头,不能再往小里推了。

总之,文王礼遇姜子牙时,姜子牙的年纪不应该太大,也不应该太小,应该是三十岁出头,正值盛年,风华正茂。

那么,问题来了,为什么会流传出“太公七十二而用之者”的说法呢?

应该和姜子牙的名字“太公望”有关。

姜子牙的名字,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。

受明代许仲琳的神魔小说《封神演义》的影响,很多人以为,姜子牙姓姜,名尚,字子牙,道号飞熊,尊称太公。

其实,在先秦典籍里,是根本不存在“姜尚”、“姜子牙”、“姜太公”这样的说法的,有的只能是“吕望”、“吕尚”、“太公望”、“师望”、“尚父”、“师尚父”等。

姜姓始祖四岳当年辅佐大禹治水有功,其后被分封了齐、申、吕、许四个国家。

姜太公是四岳之后的吕国人,以吕为氏。

这个吕国在最早的时候,是在今天山西霍州市(以前称霍县)西南,在太岳山的西边。后来的周穆王重新封了吕国,将它迁到了今河南省南阳市西边。

现在很多可查的史料,对姜子牙的籍贯都搞错了。

比如《后汉书•郡国志三》“西海”下注引《博物记》说:“太公吕望所出,今有东吕乡。又钓于棘津,其浦今存。”

《水经注》引《齐乘》又称:“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,棘津在琅琊海曲,太公望所出。”《博物志》也说“海曲城有东吕乡东吕里,太公望所出也。”

这里面提到的地名:东吕乡、棘津、莒州、琅琊、海曲等等,全都在山东,其中的海曲就是现在的山东日照。

但是,上博简《举治王天下》里有古公亶父访问姜子牙于吕隧的记载。古公亶父原先居于豳地,后迁到岐阳周原,说他不远千里跑去山东访问一个年轻小伙子,很难说得过去。

显而易见,姜子牙居住的地方应该是在今天的山西霍州市。

把姜子牙的籍贯错定在山东,应该跟《孟子•离娄上》记载的“太公辟纣,居东海之滨”、《吕氏春秋•首时》记载的“太公望,东夷之士也”之类的说法有关,早早把姜子牙认定为东夷人了。

《孟子》等书之所以把姜子牙说成东夷人,估计是跟姜子牙封国齐是东海之国有关。

但姜子牙封国在东海,并不能意味着他的籍贯就在东海。

例如周公封鲁,但周公的籍贯并不在鲁。

另外,高诱注《吕氏春秋》说:“太公望,河内人也。”《水经注》引《太公庙碑文》说:“太公望,河内汲人。”这些说法也不能成立。

再说回来,姜子牙是吕国人,以吕为氏。而先秦人的习惯是:男人称氏不称姓,女人称姓不称氏。

所以,先秦、秦汉的典籍里对姜子牙常见的称谓是“吕望”、“吕尚”。

不过,“吕望”里面这个“望”字,并不是姜子牙的原名,而是周文王帮他起的。

《史记•齐太公世家》交待得非常清楚:“周西伯猎,果遇太公於渭之阳,与语大说,曰:‘自吾先君太公曰‘当有圣人適周,周以兴’。子真是邪?吾太公望子久矣。’故号之曰‘太公望’,载与俱归,立为师。”

即周文王出猎,与姜子牙相遇于渭水之阳。一番交谈下来,周文王心情大为舒畅,感叹说,我先君太公在世的时候就说,必定会有圣人来辅佐周,周会因此兴旺发达。你就是这个圣人了,我先君太公盼望你很久了。

就这样,周文王把姜子牙尊称为“太公望”。

人们除了从“太公望”这一尊称中组合出“姜太公”、“吕太公”的称呼,还组合出了“姜望”、“吕望”的称呼,让人啼笑皆非。

另外,很多人认为,因为周武王崇尚姜子牙,国内游以父礼事之,所以尊称为他“尚父”。

但是,上面已经说了,上博简九《举治王天下•古公见太公望》中,古公亶父曾告诫文王:“子访之上(尚)父举词”、“得上父,载我天下;子失上父,遂(坠)我周室。”

在古时候,“上”、“尚”相通。

即“尚父”并不是来源于周武王对姜子牙的尊称,它根本就是姜子牙的名或字。

《封神演义》里一口一句“姜尚”,的确,在先秦,“某父”中的“父”字经常会被省略,比如《左传•昭公十二年》里“禽父”、“夑父”,其实是鲁公伯禽、晋侯夑。

所以,“姜尚父”简称为“姜尚”,那是没有问题的。

但依据先秦的人名、字的通例,“子某”、“某父”都是字而不是名,像“禽父”、“夑父”,都是字,所以,“尚父”应该是姜子牙的字。

称姜子牙为“师尚父”,是古代有大师和少师,大师就是后来的太师,是最高的武官,掌管军队。

姜子牙曾经是文王、武王时代掌管军队的大师。

所以“师”是他的官职名。

“师尚父”也因此被称“师望”。

姜子牙的“子牙”是怎么来的呢?《孙子•用间》有提到:“周之兴也,吕牙在殷”。

不难看出,“吕牙”就是吕望。

“吕牙”的说法,在先秦典籍中,也仅见于《孙子》。

有人因此认为,由于“牙”古音疑纽鱼部,“望”古音明纽阳部,疑明准双声、鱼阳对转叠韵,即“牙”是由“望”音转成的。

姜子牙道号“飞熊”,是文王遇姜子牙前夕,由史扁卜卦,出现了“所获非龙非彲,非虎非罴,所获霸王之辅”的爻辞。后人误把“非罴”转成“非熊”,最终演变成了“飞熊”。

关于姜子牙的名,宋人吴仁杰在《两汉刊误补遗》卷四中说:“太颠、闳夭、散宜生、南宫适:师古曰:‘太颠以下,文王之四友。’仁杰曰:《表》于四友后又列师尚父,此误也,太颠与师尚父岂异人乎?《书大传》曰:‘散宜生、南宫适、闳夭学于太公望,遂见西伯于羑里,故孔子曰:文王得四臣,丘亦得四友。’郑康成谓周公曰君奭,举虢叔以下五人而不及太公者,太公教文王以大德,周公谦不可以自比,误与表同。”

即吴仁杰认为太颠与师尚父是一人,即“颠”是姜子牙的名。

清人苏时学赞同吴仁杰的说法,他在《墨子刊误》中说:“泰颠,当即太公望也。罝属夭,则罔属颠,与太公钓渭遇文王事亦合。迨马融注‘十乱’,以泰颠与太公望并举,后世以为二人。然文王诸臣,自以太公为称首。《书•君奭》篇唯以泰颠与诸臣并举,而不及太公,《逸周书•克殷》篇亦然。若使果为二人,岂容都不道及?是颠即望无疑也。”

虽然有人认为,《逸周书•克殷》篇里既记载有太颠,又记载有尚父,但《克殷》为战国史官写的东西,并非绝对可靠。战国史官写前代史,常有把一个人写成两个人,或把两个人写成一个人的现象发生。

所以,姜子牙是姜姓,吕氏,名颠,字尚(上)父,尊号太公望,官太师。

弄清楚了姜子牙的姓、氏、名、字以及尊称,就不难发现,后人非常有可能是看到了“太公望”里面“太公”这两个字,不知其所指为周文王的爷爷古公亶父,望文生义,以为指的是姜子牙,误以为当时的姜子牙已经很老了,称他为“姜太公”,从而讹传出姜太公七十二岁遇周文王的谣言来了。

不过,就算姜子牙是三十岁遇文王,但他事周的时间长达一百零七年,还是让人感觉难以置信。

这里面应该还存在有偏差。

根据《帝王世纪》所记:“文王即位四十二年,岁在鹑火。文王于是更为受命元年,始称王矣。”说的是文王在即位后的第四十二年,由于金、木、水、土、火这五星聚在西边太阳落山处,在晚霞的映衬下,好像五只赤乌鸟齐聚在岐山周祖庙的上方,西伯昌认为这是上天在指示他去夺取商纣王的王位,于是称这一年为“受命之年”,自认为得天命而称王。

不过,近代史家通过对出现“岁在鹑火”这一天文奇观进行推算,认为文王改正朔称王的时间应该是在他即位后的第四十三年。

文王“享国五十年”,即他在七年后去世。

而《史记•周本记》又载:“九年,武王上祭于毕。东观兵,至于盟津。”

史家认为,如果说武王是在文王死后九年才开始着手准备伐商事宜,很说不过去。从而推想,武王为了完成父亲的夙愿,他在继位后并没有改年号,仍旧继用父亲的纪年,所以,这里说的“九年”,其实是周文王死后的第三年,这样才比较合理。

那么,武王克殷事发生于文王死后第十三年。

克殷后,武王又坐了多少年天下呢?

前面说了,《管子•小问》载:“武王伐殷,七年而崩。”《礼记•文王世子》也载“武王七年而崩。”即武王克殷后居天子位为七年;

但《夏商周断代工程简表》把武王克殷后居天子位的年数定为四年。

前面也说了,西汉人刘歆的《世经》认为成王在位三十七年(包括周公“摄政”的七年在内)。

《夏商周断代工程简表》则把成王在位年数定为二十二年。

这么一来,姜子牙遇文王到姜子牙病逝的这段漫长的时间就大为缩水了。

我们来看一下,周文王即位后第七年遇姜子牙,过了三十六年(即周文王即位第四十三年),文王改正朔称王;过了十三年,武王克殷;过了四年,武王崩;再过二十二年,成王崩;再加上康王在位的六年,总共时间是八十一年。

假定姜子牙初遇文王时为三十岁,那么,30 81=111,即姜子牙享年为一百一十一岁,就比较可靠了。

对于《史记•齐太公世家》中说的“盖太公之卒百年有余,子丁公吕伋立”,理解为“姜太公在一百多岁病逝,他的儿子丁公吕伋即位”也比较合理了。

不过,话又说回来,《夏商周断代工程简表》为什么改变古籍的年数把武王、成王的在位年数进行压缩呢?

原来,西周共和元年之后,是有明确的纪年可查的,属信史时代;西周共和元年之前,各种纪年混乱,尤其商代、夏代之前,不但模糊难考,甚至湮灭而不可考。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的任务,就是要考证出其具体纪年。

共和元年为公元前841年这一条红线不可逾越,又要维护《史记》中的穆王在位55年、厉王在位37年的记载,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在以西周积年共257年为准的情况下,只好把西周诸王的在位年数进行下调。

可惜的是,2007年,西周青铜器尧公簋在香港地区展出,该簋上铭文有“公作妻姚簋,遘于王命唐伯侯于晋,唯王廿又八祀”的字样。考古家通过考证,认为这“王命唐伯侯于晋”的“王廿又八祀”指的是成王二十八年。

如果这个考证成立,那么,《夏商周断代工程简表》说的成王在位年数为二十二年就站不住脚了。

所以,姜子牙享年是否是一百一十岁上下,还是有波动的。

但,姜子牙初遇周文王,不应该是七十二岁,否则就太过荒唐离奇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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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osted @ 20-03-25 08:35  作者:admin  阅读量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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